中外广州湾研究的汇通 ——“首届广州湾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广州湾是近代法国在华唯一租借地（1898-1945），是今广东省湛江市的前身，地理范围略小于湛江市市辖区。长期以来，由于档案文献等史料的欠缺，学界没有对广州湾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的挖掘研究。随着岁月的冲刷和时间的流逝，这段历史给人留下颇多遗憾，使得今人对广州湾的方方面面缺乏认识和了解。

2016年12月10日至13日， 由岭南师范学院岭南文化研究院和粤西濒危文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首届广州湾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岭南师范学院举行。此次会议旨在搭建平台，汇聚力量，促进合作，共同深化广州湾历史文化研究，为加快地方社会管理创新和驱动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智力支持和文化自信。来自法国、美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岭南师范学院副院长李江凌教授、岭南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钦峰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费成康研究员、湛江市社科联主席邵锋和法国图尔大学塔坦·古里耶（Tatin-Gourier）教授、美国学者乔尔·蒙塔古（Joel Montague）先生等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

会议在广州湾租借地的特殊性、广州湾与环北部湾海上航线及邮路、广州湾前史、抗法和法国统治期历史的研究、广州湾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进展。

一、关于广州湾租借地特殊性的研究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租界、租借地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进入了近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一面。由于上海、香港等地租界研究的深化，租界史和租借地史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门显学，上海几乎每年都有以租界史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召开，相比较而言，广州湾历史研究却在全国诸多租界和租借地研究中相对滞后。但这并不代表广州湾租借地及其特殊性问题没有受到学界的关注。

此次研讨会上，围绕广州湾租借地的历史特殊性问题，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租界志》项目的主持人、上海社会科学院费成康研究员指出，从事实来看，由法国租借的广州湾与胶州湾、旅大、威海卫等租借地的情势基本相似，而与包括各地法租界在内的所有租界都有很大差异。如，法租广州湾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而非经营贸易，其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和税收制度等亦与传统租界不同，广州湾租借地还存在占领面积较大、期限较长等特点。简而言之，租借地与租界对比，两者有较大差异，租借地比租界丧失的国家主权更多，租借地几乎与被割让的领土相似，这是广州湾租借地的特殊一面。

来自法国马赛的安托万·瓦尼亚尔（Antoine VANNIERE）博士则认为，广州湾既不完全是租借地，也不完全是殖民地，对于法国或驻地殖民官员来说，广州湾具有介乎两者之间的双重身份特征。同时由于法中两方意见不合以及存在各自不同的利益混杂其间，这种双重身份的天平不停地左右摇摆。

研讨会现场，庞永雄摄

但不可否认的是，若从现代化史观角度看，租借地时期广州湾人口的显著增长、城镇建设和商业发展，租借地与香港、海口、海防等周边港口所建立的紧密联系以及商人群体的崛起等现象，都具有积极意义。

研讨会开始前，安托万先生的博士论文《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上、下两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中文版首发式同日进行，此书是基于他在1997-2004年间攻读巴黎七大历史学博士学位时所写毕业论文修改而成，它以时间脉络为序，以“纪事本末”为论述体例，利用大量法国官方档案资料，系统地梳理了广州湾租借地的历史。而吴子祺先生则通过叙述1921-1922年粤军与法国在广州湾剿匪合作的过程，一方面说明粤军与租借地法当局和华人绅商共同合作，在维护地方安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军队进入租借地越界剿匪、自主行动所彰显的领土确权意义。

《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书影

华南师范大学陈立柱教授则把一个地方性的历史事实上升到中国文化根性和世界历史观照的高度，并为彰显广州湾租借地历史文化研究的可能性而提出如下研究思路：广州湾租借地的殖民化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把广州湾租借地放在近代中国殖民化过程中看究竟意味着什么？把广州湾的殖民化放到世界殖民史中看意味着什么？他认为广州湾租借地是近代中国遭受西方殖民侵略的一个缩影，而殖民的不成功则既是中国人民进行顽强反抗的一个结果，也是中国文化仍然具有强大独立性和坚强根性的一个象征。

在中外学者关于广州湾租借地特性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岭南师范学院岭南文化研究院王钦峰教授认为，当今海外学者尤其是法国学者的广州湾研究主要是为了对法国历史和19至20世纪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进行反思，并力求发掘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中国学者的学术使命则在原来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批判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础上，重点转向文化研究、文化建构和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同时也致力于追寻那段历史的真相。中外学者关于广州湾特性的研究虽有一定的不同，但却呈现出较多的趋同之处。由王钦峰教授主编的“法国租借地广州湾学术译丛”正反映了沟通和连接中外学术的一种努力。他同时指出对于广州湾历史文化特殊性的研究应当在跨学科系统发掘、整理和研究资料文献的基础上进行。

二、关于广州湾与环北部湾海上航线及邮路的研究

从地理区域来讲，北部湾地区包括了中国华南经济圈内的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海南省西部和越南北部，从历史上看，广州湾则与环北部湾各地区存在密切联系。在广州湾时期，广州湾与中国华南经济圈、印度支那和欧美国家的经济联系往往以航线和邮路的形式而得以体现。

此次研讨会上，中外学者纷纷从历史角度对广州湾在环北部湾地区的地理重要性给予了肯定。香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伯特·贝克（Bert Becker）博士聚焦于以东京航运公司为代表的法国航运公司经营“广州湾-海防航线”和“广州湾-香港航线”的历史。在其会议论文《法国租借地广州湾及其轮船邮递航线（1900-1918）》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京航运公司经营广州湾航线，实与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开拓广州湾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关系。印度支那当局若认为广州湾应当在其经济圈中发展作用，广州湾贸易线则繁荣；如印度支那当局不重视，则广州湾贸易线就会走向衰落。

这种观点与湛江海关张惠玉女士的观点具有类似性，后者认为广州湾这一区域的海关设置存在着摇摆性，时重时轻，这是因为中国中央政府对广州湾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性把握不准。贝克先生通过使用来自法国海外档案中心（埃克斯-普罗旺斯）、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柏林）、捷成及谢逊历史档案馆（丹麦奥本罗）等的档案史料，详尽地论述了1900至1904年印度支那殖民当局让东京航运公司包揽其军事运输业务并给予大量津贴，为该公司带来盈利的种种举措。法属印度支那与广州湾海上贸易的繁荣显著地提高了环北部经济圈的贸易量！

加拿大籍华人、来自广东金融学院的陈灵教授则从航空邮政的角度论述了广州湾在近代法国环北部湾殖民经济圈的作用。他通过对20世纪20和30年代广州湾国际航空邮路的艰难开通过程的梳理，分析了广州湾在环北部湾的重要作用，指出河内——广州湾——香港等国际航空邮政的开通，既促进了“中国内地至欧洲形成稳定的国际联运航空线路”，亦使“它成为当时唯一可以对外通商通信的航线，解决和舒缓了大量聚集在广州湾的中外贸易人员和物资进出口的需要，同时也解决了西南地区对外邮政联络沟通的需要。”陈灵教授这篇论文的引人注目之处是使用了大量的实物史料——首航封、实寄封、邮票、邮件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分析方法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与之类似的研究者还有何杰先生。

与陈灵教授重点分析抗战以前不同，何杰对抗战时期广州湾至遂溪的国际邮路进行了考证。他提出，在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驼峰航线尚未建立之时，广州湾作为国际大通道为抗战运送了大量物资，广州湾租借地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容忽视。早在1939年，来自广东省银行的调研报告就曾提及：“广州湾在南路未与各省沟通公路以前，仅为南路数县出入口货物所经之门户，但自抗战十余月间，西南公路遍设，本埠与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各省，均有陆路可通，广州沦陷后，湖南、湖北之交通，亦经广西，而南下于此。广州湾现已成为我国各省极大出海港口，谓为国际路线，亦无不可，其对于我国贸易运输上之重要性，不言而喻。”[1]现在何杰这篇文章采用实物与档案（既有官方档案，亦有实寄封，包括挂号信件、航空信件等）相结合的论证方法，再次论及抗战时期广州湾租借地作为中国国际大通道的历史地位问题，等于从另外一个角度对1939年的这篇调研报告做出了回应。

三、关于广州湾前史、抗法和法国统治历史的研究

广州湾是一个历史名词，也是一种历史记忆。1899年11月，在法国胁迫下，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广州湾租借地条约》，至此以后，“广州湾”的名字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945年，国民政府收回广州湾，并将之改名为湛江市，随后“广州湾”回到了人们的记忆之中。这段租借地历史或许由于史料问题，或许由于情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学界重视，而以往的研究也大多倾向于关注广州湾地名的内涵及抗法斗争方面。而此次会议则在广州湾前史、抗法斗争、法国统治广州湾研究及史料利用等许多方面均有所拓展。

研讨会上，有学者在广州湾地名前史和抗法斗争问题上做出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开掘。陈立新认为，由于海防的关系，广州湾一名在明清方志及图经上频繁出现。而通过分析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及结合现代卫星图加以辨析，则不难发现，广州湾在唐初即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它的前身是“九州湾”，陆名沿革于九州岛，“九州岛石”作为“广州通海夷道”的航海地标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何斯薇则综合各方史料和观点，考察了“广州湾”和“白雅特”得名之由来。美国学者乔尔·蒙塔古（Joel Montague）与肖丹女士合写的会议论文《法国商船“安菲特里特号”兴衰史》属于广州湾的前史研究，他们根据船上随行耶稣会士所写的日记，证明安菲特里特号（l’Amphitrite）作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试图开拓中国贸易的先遣者，的确曾因偶遇暴风雨袭击而于1701年搁浅于广州湾达六个月之久，搁浅地位于今南三岛靖海宫附近沙滩。而1940年广州湾法当局在白雅特城（Fort Bayard）修建安菲特里特号纪念碑，则意在彰显向虎视眈眈的日军宣示法国具有先期发现权和统治权的意义。

在抗法方面，韩国忠北大学李平秀教授以口述史与文献资料为据，试图通过 “广州湾事件”来分析天地会的拒外问题，论证了在外来侵略大敌当前背景下，三点会等秘密组织将原先对准清政府的矛头转向了外国侵略者，在保卫家乡的同时，也保卫了清朝的旧有统治秩序。这种情况说明，当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矛盾时，会党可以民族大义为重，某种程度上“捐弃前嫌”，相对而言，清政府方面在外敌入侵时仍将内部矛盾置于首位，严格依循防范会党的旧有政策，则显得举措滞后了。郭康强通过使用国内档案史料分析了“平石事件”，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地方政府对团练失去管控的表现，但其爆发与恶化却被法国方面所利用，从而促使广州湾勘界的交涉局势发生了转折。

围绕法国统治广州湾初期法当局的治安管控问题，法国图尔大学古里耶教授（Jean-Jacques TANTIN-GOURIER）在文章中重点使用日记文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古里耶教授长期关注弗郎索瓦·莫拉（François Morlat）军士在1900-1901年被派驻广州湾期间所写的日记及相关资料。他在会上借用“亲历者”弗郎索瓦·莫拉的记述，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法国当局通过公众舆论所宣传的“广州湾局势趋于稳定”的说法，与莫拉亲见亲闻的当地民众反抗当局暴力镇压的实际情况相悖。

古里耶教授认为，莫拉军士的日记有助于直观分析法国殖民当局的种种言行不一的行为，揭露其“平定”之说所潜藏的危机和困境。古里耶教授通过这位低阶军人对印度支那和广州湾驻军生活的细致描写，借用亲历者的角度，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保罗·杜美的殖民战略。

来自湛江海关的张惠玉女士从制度史的角度，论述了广州湾所在区域在贸易史上的重要性。她认为，无论是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抑或是作为元朝时八大对外贸易口岸之一，还是作为粤海关成立后七大正税口之一，广州湾这一区域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都非常重要。张女士的论文还叙述了中法在广州湾租借地设置常关的纷争过程，从另一角度阐释了租界与租借地的区别。论文还从专业角度给我们理清了总口、正税口、稽查口和挂号口的区别。

谭启滔先生则以“广州湾走私与缉私的历史片断”为题，论述了广州湾区域的重要性，其论文摘录了当时任职雷州关职员林乐明的回忆录。林氏是当时海关缉私的见证者，其回忆难能可贵，目前学界较少见到。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还有陈充、符铭、钱源初、杨明珠等人的文章。钱源初从海洋史和硇洲岛开发的视角，论述了广州湾区域海外贸易的历史，其中采用了大量田野调研得来的碑刻资料等。陈充则从党史角度阐释了广州湾在南路革命史上的重要性。

还有不少与会者研究了广州湾的商业组织、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岭南文化研究院陈国威博士结合档案资料、口述史料、碑刻资料以及报刊史料等，详细地分析广州湾商会组织的结构特征。他指出广州湾通过完善的组织结构与占领者政府和国内政府合作，行使维护商业秩序、维护商人利益等职责，扩大了商会的权力网络，加大了商会在租借地的影响力。他认为商会是城市发展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这似乎是对上述法国学者安托万博士观点的一个回应，安托万博士认为，法国在广州湾的存在慢慢引导了广州湾社会经济结构的重组和城镇的现代化进程。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宗教学者王培基在论文中通过书信史料给我们构建出基督新教在广州湾的存在情况，梳理了基督教在广州湾的传播史，校正了不少之前一直流传的错误。

围绕文化名人与广州湾的关系，凤群教授通过使用黎民伟家族的私人档案，溯及“中国电影之父”黎民伟的父亲黎兆昆在广州湾的经历。凤教授详细说明了黎民伟为何在香港沦陷后举家避居广州湾，考究了黎民伟一家在广州湾的系列活动，为广州湾文化史留下了特别珍贵的一页，深化了抗战时期文化名人与广州湾关系问题的探讨。与之类似的还有陈祥军关于夏衍与广州湾关系的论文，该文分析了夏衍在抗战时期与广州湾的两次交集并非出于偶然：它反映出当时广州湾独特的历史特点，作为抗战“第三号孤岛”的法国租借地具有优越便利的地理位置等。

与上述问题相关，史料问题成为了研讨会上的新话题。景东升博士从国内外档案史料的角度，指出了广州湾档案史料所具有的原始性和可观性以及与其他史料相比所显示的优越性，有助于研究者深入探明和认知广州湾历史的细节。他认为善用法国档案建构信史，既需要有良好的法文阅读能力和相关的历史知识，也要谨防落入编撰者或记录者的“话语陷阱”和“思想框架”。这次会议上，利用新的海内外史料拓展广州湾研究也时时得到体现。

除了上述李平秀教授对于口述史料有所利用外，档案、日记、回忆录等史料的应用多有所体现，从而将广州湾的研究领域扩大化了。

四、关于广州湾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内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相关历史文物遗迹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如何有效地保护地方历史文化遗迹，让历史文化遗迹为现代社会服务？这可以说是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这次广州湾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亦有多篇论文涉及该问题。

来自于日本法政大学的建筑学博士ONDA Shigenao（恩田重直）研究员，研究亚州建筑史和城市史多年，他通过近年来实地考察所收集到的广州湾地区骑楼资料的展示，给我们提供了专业制作出来的测绘图片以及数据资料，详尽说明了广州湾地区骑楼的建筑特色，呼吁我们珍惜历史遗产。

陈煜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她通过分析广州十三行和沙面英法租界的研究个案，指出在目前城市化的热潮中，我们对待历史建筑应该慎重，对广州湾时期的历史建筑我们应该进行造册登记，并请专业人员参与城市规划。

来自法国里昂东亚研究院（IAO）的尹冬茗（Dorothée Rihal）副研究员长期关注近代外国在华租界，对汉口法租界有深入研究。在研讨会上，尹冬茗分享了她对汉口租界的研究，提出了地图的研究方法，以及关注建筑遗产保护的学术关怀，对广州湾研究颇有借鉴意义。

有多名湛江市内学者关注该问题。湛江古迹保护协会的蒋湛明会长指出，广州湾时期的建筑样式融合了中式建筑样式和欧式建筑风格，是反映湛江近现代历史与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但由于种种原因，广州湾时期的历史城区与历史建筑保存却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他提出要化解这一危机，需建立一个由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社会公众组成的“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只有把“保护”与“发展”两者关系处理好，历史建筑才可以得到保护。

陈敬中先生则通过湛江市霞山区的个案，分析了“广州湾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善用”问题，作为一个文化官员，他通过介绍处理历史遗产方面的某些做法，指出历史遗产是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同时他也指出，目前有关广州湾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较为涣散、粗糙和浅显，欠缺深刻的艺术性和创造性，社会参与度尚不高。另外他指出，通过地方立法来明确各方保护历史建筑的责任也是目前比较迫切的任务。而湛江市民俗文化研究会会长朱卫国先生分析梳理了广州湾时期的曲艺现象，提出挖掘广州湾时期的流行曲艺，以丰富湛江市的文化建设。

综观此次会议，可发现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研究者群体呈现出地域和职业多样化的趋势。除了本市研究人员之外，对广州湾研究感兴趣的学者既有来自于欧美、东南亚、日韩、港台等地的学者，又有来自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国内学者，这些学者中既有高校专职科研人员和教师，又有企业和社会民间学者等，彰显了广州湾研究的魅力。

其二，史料方面出现多类型喷涌的态势。一直以来，国内广州湾研究滞后的主要原因是可搜寻到的广州湾时期的档案文献的缺乏，但这次国外学者的相关论文显示，广州湾的政府档案史料不仅数量较大，而且涉及面广。同时国内学者亦从口述史料、报刊史料、民间日记等方面从另一角度给予资料支持，为以后的广州湾研究预留了巨大的空间，从而促使广州湾研究进一步地走向学术化和实用化。

其三，研究队伍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广州湾研究后继有人。这次广州湾会议除有部分前辈学者参加之外，还吸引了不少来自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子，如此研究态势，反应了广州湾研究日益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显示广州湾研究后继有人。

总之这次广州湾国际学术研讨会规模宏大，中外学者云集，讨论深入，成果丰富，是一次真正意义的国际性的广州湾研究学术盛会。与会的五十多位中外学者相识交流、切磋讨论，为广州湾历史文化和中国租借地史研究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此次会议除收到四十多篇中外论文之外，还在新书发布会环节发布了四本广州湾著作，包括王钦峰、余伟民主编的“法国租借地广州湾学术译丛”的前三部——《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安托万·瓦尼亚尔著，郭丽娜、王钦峰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上、下卷和《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伯特兰·马托著，李嘉懿、惠娟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以及景东升、龙鸣主编的《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参观湖光岩 12.13

注释

陈玉潜：《广州湾及南路各地调查报告》，《银行周报》1939年第23卷第6期，第10页。另，长期从事中国战时经济贸易方面研究的郑友揆亦认为：“1942年申报运往法国在华南的租借地广州湾的货物竟占国统区出口总额的38.4%。这些货物主要是政府统制的桐油、猪鬃等，它们实际上是运往美国或苏联的。”（见郑友揆著，程麟荪译，蒋学桢、汪烈校：《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193页。）

作者简介：

（1）陈国威，男，1968年生，广东湛江人，岭南师范学院岭南文化研究院、岭南师范学院粤西濒危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华侨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区域史等。

（2）吴子祺，男，1993年生，广州湾历史研究资讯创办人，从事湛江本土历史文化研究。

 注：为方便阅读，段落划分略有变动

编辑：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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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湾历史研究资讯」第172期